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孙玉石最让陈平原、钱理群这些老友们感慨甚至震撼的，是他越到晚年、越是功成名就越强烈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精神。孙玉石是北大中文系55级毕业生，他所在的55级或许是最独特、也再难复制的一届。经过院系调整，全国大学语言文学泰斗云集于此，难以胜数。这一届也经历了“反右”和“大跃进”，曾以学生们自己突击编出来的《中国文学史》教材闻名全国，谢冕和孙玉石等六位学生还写了一部中国新诗简史，指点江山，臧否文学史人物。而这些人物，很多正是他们的师长。孙玉石坦承，这些意外的写作经历以“错误行动与别人痛苦的代价”换来了他个人的“收获”：训练了他的文学史研究能力。同时，这似乎也成了他一生中从未放下的沉重思考，他总是不断回到这个母题。孙玉石最喜欢戴望舒的诗句“我思想，故我是蝴蝶”，曾将之用作自己17卷文集中一本的书名。他的学生们都对他当年讲授的这首《我思想》印象深刻：我思想，故我是蝴蝶……万年后小花的轻呼，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，来振撼我斑斓的彩翼。孙玉石的第一个博士生、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吴晓东搬新居时，孙玉石送了他一幅字，用隽永的行书写在素雅的宣纸纸笺上，录了弘一法师的“悲智”训语，前四句为：“有悲无智，是曰凡夫。悲智具足，乃名菩萨。”他从没多想老师为什么录这幅字，老师去世后他睹物思人，悲从中来，体会到这训语的关键除了“仁”与“智”，更在于一个“悲”字，悲悯之悲。孙玉石先生。图/北京大学新闻网
孙玉石担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时，正赶上55级毕业30周年。他将林庚为他题写的一枚色纸选作了班级通讯录封面，那是一幅苍劲而潇洒的毛笔字：“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。”他们的授课老师名录开列出来，就是一张长长的中国语言文学大师名单。教文学的有游国恩、杨晦、吴组缃、林庚、王瑶等，教语言学的有王力、魏建功、袁家骅、高名凯、周祖谟、朱德熙等，都亲自上课，且每人都开列出一张长长的书单。孙玉石觉得，那是北大中文系最辉煌的时代。他们进大学时正赶上中央提出“双百方针”，号召“向科学进军”，政治环境比较宽松，学习风气浓厚。“跑教室”，就是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孙玉石记得，开学第一堂课是高名凯讲的“语言学概论”，上课地点在外文楼103。高名凯穿着西装，夹个大皮包，这气派把他们都震住了。他浓重的福建口音，讲的是什么“语言是人类的交通工具”，什么契科巴瓦、马尔，好多内容孙玉石都没听懂。在兴奋又朦胧的感觉中，下课铃响了。下一堂课是周祖谟的“现代汉语”，在地学楼阶梯教室。一间教室在西北，一间在最东边，是个大吊角，中间只有20分钟课间操时间。当时几乎没人有自行车，为了尽快赶过去占个好座，办法只有一个：跑。大家背着书包，三两一伙，一路疯跑。他们往东跑，又有同学往西跑，个个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。近两年时间，他们就是这样跑过来的。奇怪的是，并没有人去向教务处提意见，大家都觉得跑得值。林庚讲唐诗，在文史楼107。他身材高大瘦削，常穿一身浅色西装。在他的讲述中，孙玉石真的感受到一种“盛唐气象”和“亭亭玉立”的诗人风采。他讲《楚辞》中的“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”，讲王维的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，讲曹植的“高台多悲风，朝日照北林”……这种诗意之美成为了孙玉石心中永远的白月光。孙玉石沉浸在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巴尔扎克、雨果、肖洛霍夫、聂鲁达、希克梅特、洛尔迦、阿拉贡、曹禺、艾青等创造的美妙文学世界里，课余经常躲在文史楼阶梯教室一个角落里悄悄写诗。1957年春，大二的他模仿林庚的诗，写了一些格律体现代四行诗，并从中挑出十首，题为《露珠集》，偷偷投给了北大学生校园刊物《红楼》，没想到竟被刊登了出来。其中一首这样写道：我爱听也爱唱美丽的歌曲，但我却久久吹着别人的芦笛。是时候了，如今我已经长大，我要把自己的号角含在嘴里。有人批评这些诗，有“冰心小诗一样的颓废”。不久，反右运动开始，一些诗友被打成右派。由于这样的气候，同时越来越发现自己没有写诗的才能，他当诗人的梦冷却下来了。这时，一个新的机缘出现了，使他彻底转向了理论研究。1958年的大跃进中，中文系55级同学利用暑假时间集体编写《中国文学史》。孙玉石担任了隋唐五代文学编写组组长，执笔写中晚唐诗章节。国庆节前夕，75万字的《中国文学史》正式出版。中文系55级在全国一战成名，并带起了大学生写文学史的一股风。孙玉石后来说，这部书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为主线，将民间文学视作中国文学史发展主流，以此将许多丰富复杂的文学史现象简单化了，对一些古典名家的作品作了简单化、粗暴的否定。不久，《诗刊》来人找谢冕。谢冕回忆，一辆黑色轿车开到他所住的北大32斋学生宿舍，下来的人是《诗刊》副主编徐迟等。徐迟说，新诗发展已30多年，却至今没有一部用正确观点写的新诗史，这件事靠专家做不行，主编臧克家和编辑部研究过了，建议由北大同学来编一部新诗发展史。由谢冕牵头，一个写作班子很快搭建了起来，包括55级一班的谢冕和殷晋培、二班的孙玉石和孙绍振，还有56级的刘登翰和洪子诚。他们都喜欢诗歌，平时交往较多。就这样，六个无知者无畏的年轻人，带着舍我其谁、志在必得的劲头，一路绿灯借来了大量新诗资料，有的甚至是珍本、孤本，住进由《诗刊》编辑部提供的一个单元房中，开始埋头写作。孙玉石负责写第四章《民族抗战的号角》。他写道，从五四新诗产生以来，还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汹涌澎湃的高潮。文中着力赞颂了郭沫若、臧克家、袁水拍、邹荻帆等抗战诗人，同时批评了胡风、艾青等诗人，如称艾青（当时已被错划成右派）在抗战初期写了一些好诗，但“现代派世纪末的悲哀，个人主义者阴暗心理的忧郁，诗人主观精神的吹嘘与夸张，和以救世主姿态对人民的怜悯”，在他的抗战作品中不时流露出来。该书的前四章分别刊登于《诗刊》1959年6月、7月、10月和12月号上。后三章没能继续刊载，推测可能是政治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单行本也没能推出。但参与编写的六个人，后来都不约而同走上了诗歌研究道路。1959年初夏，《新诗发展概况》编写组在借住的中国作协宿舍前合影。前排左起为殷晋培、孙玉石、孙绍振，后排左起为洪子诚、谢冕、刘登翰。图/《回顾一次写作:〈新诗发展概况〉的前前后后》
1960年夏，55级毕业了（北大从这届起学制改为五年）。孙玉石被分配留校，读现代文学研究生，师从王瑶。这种安排事先没有征求意愿，双方都不知情。孙玉石就这样稀里糊涂成了“王门大弟子”。1961年2月，孙玉石和其他几位研究生一起到王瑶家里见导师。王瑶极为严肃，不苟言笑，给学生开了十几位作家的必读书目，要求随时写读书笔记和读书报告，按期交他检查。王瑶还告诉他们，做学问要像打井一样，要一直到打出水来为止，不能像种树刨坑，花了许多时间刨了很多坑，但都很浅，没有一点水流出来。孙玉石一直记着这些话。王瑶指定阅读的第一个作家是鲁迅。一次孙玉石交了《呐喊》《彷徨》札记，王瑶很不满意，批评得颇为不客气。几位研究生没少挨训，每次去见他都战战兢兢。孙玉石按照王瑶要求通读了《鲁迅全集》。读完他的感觉是，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，还是一个伟大的诗人，他的作品充满了诗意，对于新诗运动也有许多真知灼见。孙玉石写了一篇万余字读书报告交给王瑶，王瑶看后没有告诉他，直接送交《北京大学学报》编辑部。文章很快发表，这是孙玉石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，也是他跨进鲁迅研究领域的第一步，他由此对鲁迅产生了一种特殊感情。王瑶要他们利用学习时间多读书，不许他们乱写文章发表。孙玉石喜欢考据史料，有次写了一篇《关于殷夫笔名的一点辨证》，只敢用笔名偷偷寄到上海一家刊物发表。1964年，他在王瑶指导下撰写了研究生毕业论文，题为《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的考察》。这篇论文可谓“脚踏两只船”：鲁迅与新诗。随后他毕业留校。不久“文革”开始，他多数时间在学校机关做宣传干事，鲁迅和诗都成了远方。1977年，他调入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，讲中国现代文学史课。那时“二教”大阶梯教室总是坐满了二百多人，有刚高中毕业的苏牧，有已是著名作家的陈建功，还有钱理群、吴福辉、凌宇、赵园这样的才子。他开始重新审视新诗复杂多样的历史，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“中国现代诗歌流派”课程。他最早在大学课堂上讲授象征派、新月派和现代派这三大流派诗歌，过去几十年这些流派都因其“唯美”“颓废”等倾向而受到批判。孙玉石觉得，这是“借着走近历史，对自己曾经的错误的一种忏悔和自赎”。第一次上课，他讲象征派和李金发。因人太多坐不下，临时三易教室，教室门上的玻璃都被挤碎了。1979年秋，《鲁迅研究》筹办，约他写稿。他写了《〈野草〉的艺术探源》，发表在该刊第一期。稍后，他因全身神经痛到小汤山疗养院休养。在那里，他重新反复阅读了《野草》的每一篇，全书艺术手法的独特性引起了他更深的注意。如《颓败线的颤动》写梦境：一个母亲年轻时，用出卖自己青春所得养大了年幼的女儿，然而得到的却是家人的怨恨和申斥，连不懂事的小孩子也拿着枯干的芦苇叶向她喊着：“杀！杀！”母亲极端痛苦之下，赤身裸体走向了旷野。冯雪峰1956年就说过，这里面有作者自己曾经验过的“最痛苦的情绪”。但这个看法未受重视，更没有从象征主义的角度阐释，那时是不能讲鲁迅内心世界的复杂一面的。比较流行的看法是，这写出了下层劳动妇女的痛苦，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之作。后来孙玉石找到一条重要材料，《语丝》撰稿人章衣萍1925年写到，鲁迅亲自对他讲过：“我的哲学都包含在我的《野草》里了。”鲁迅还说，读者大都“看不懂”。这些坚定了孙玉石的信念：现代性意识、世界的眼光和开放的襟怀是鲁迅与五四新文学固有的精神品格，鲁迅正是国民灵魂的诗化代表。1989年3月，孙玉石就任北大中文系主任。那期间，由于各种因素影响，中文系的发展面临很多考验。他说，那几年为了中文系的建设，他没“死而后已”，也可算身心交瘁。他曾有心恢复作家在大学任教这失去的一脉，但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做成此事。他多次去幽静的十二公寓看望老系主任季镇淮。季镇淮叮嘱他，当系主任重要的是要抓好教师队伍和学风建设，不能“滑坡”。1992年末，孙玉石在全系尊师重教座谈会上说，北大中文系有一种无形的精神特征，它像长城一样，永远是古老而又年轻的结合体。他说，有的老师曾把中文系称为“君子系”，他很喜欢这个称呼。2012年，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同仁在安徽胡适故居留影。前排左起为李红雨、孙玉石、谢冕、洪子诚、姜涛、耿占春，后排左起为刘福春、吴晓东、吴思敬。图/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网站
2003年，孙玉石退休。他私下多次谈到，最大的愿望是独自编写一部新诗史，自己以往做的许多事都是为这部诗史做准备。可惜，这个心愿一直未能了却。一些从事新诗研究的年轻学者提议将孙玉石等六人早年编写的那部《新诗发展概况》整理出版，作为了解50年代诗歌观念、大学教育和学术体制的资料。但是，80年代以来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对新诗史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有必要进行清理。他们商定，对原文不做任何改动，完整呈现，同时各人以同题问答的形式，共同回忆事情的缘起和经过、当时的心路历程和如今的认识。六人中年龄最大的是谢冕，出生于1932年，其余的分别出生于1935、1936、1937、1938和1939年，都为“30后”。殷晋培已病逝，其余人也已垂垂老矣。他们的一个私心是，以这本书的出版作为他们半世纪友谊的纪念。2007年，《回顾一次写作：〈新诗发展概况〉的前前后后》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孙玉石写道，重读自己所写的这章，让他有羞愧脸红的感觉，无论内容含量、评价标准还是文字表达都让他极不满意，对艾青、胡风等人用现实政治代替历史书写，写得简单而粗暴。起码从他自己来说，编写这部书比编《中国文学史》时所犯下的“左”的错误更加剧了一步。写文学史，面对的是历史，是死去的人；写新诗史，面对的是现实，是活着的人，因此除了思想理论上的错误外，还增加了一种不惜伤害历史、伤害历史当事人乃至伤害自己老师以保护自己的卑怯心理，一种为不犯错误而附和强权的犬儒心态，这些深潜性的东西就不能简单用出于政治热情、头脑简单、受错误理论影响来解释了。2014年，在纪念王瑶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，孙玉石谈到自己“文革”初期在压力下参与对老师的揭发，为此深感负疚，要借此机会公开忏悔。他还说过：“我们曾经很深地伤害过包括林庚先生在内的自己的一些老师们，今天我们是有愧于林庚先生的。我觉得我们不应当在历史过失面前集体无记忆，集体失语。”退休后，思考和写作几乎是孙玉石生活的全部，日复一日，乐此不疲。在他位于蓝旗营的家中，墙上悬挂着文人画和书法条幅，阳台上养着稀有花草，每次客来他总是一一介绍。因鲁迅爱猫头鹰，他多年收集了百余件猫头鹰艺术品。后来，他把近万册藏书和墨宝无偿捐献给了老家辽宁的大连民族大学，书柜里的各类作家全集都换成了猫头鹰藏品。北大百年校庆时，他撰文回顾了燕园的多条小路，像何其芳朗润园的家通往哲学楼的小路、朱光潜“从燕南园的坡路慢慢走下来，经过三院到一院门前的那条小路”……他以冯至的诗作为结尾：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，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。他一直关注着中文学科的发展。2010年，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的“中文教育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”学术研讨会（中文学科系主任论坛）在北大召开，来自内地、港台及海外高校的35位中文系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与会。孙玉石提出，必须清醒认识到一些中文系走向整体性学术衰微和边缘化的局面，改变这种局面的根本在于高水平的人才和重量级、悠久性的学术成果，而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下决心改变评审体制。再传弟子李国华觉得，孙玉石代表了一种做学问的境界，在那里文学研究与现实感暗通款曲，严格的学术要求与温暖宽厚的学术态度相得益彰，学术研究并不总是有用或者直接有用，但总是可以发挥作用的。近十年来，孙玉石深居简出，最初每天仍在电脑前笔耕，欲完成最后的学术工作《诗人阿垅论》，但后来脑力渐衰。晚近几年，吴晓东对老师最深刻的印象是端坐沙发、平视前方、目光沉静如水的形象。吴晓东记得，老师依旧会娓娓而谈，不过话题大都停留在久远的往昔，最清晰的是在故乡辽宁腾鳌堡的儿时生活、在鞍山一中的求学经历、北大的读书岁月、跟随导师王瑶的日子，偶尔也会提及担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时经历的一些人和事，其中大部分记忆会驻留在一生中最快乐和闪亮的时刻。80年代初孙玉石晚间在北大一教101教室开设新诗讲座，座无虚席，很多人站着听。有人轻轻将一杯水放在讲台上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写：“孙老师，请您坐着讲吧，或是休息一会儿，杯子里有热茶。”（本文参考了洪子诚、谢冕等所著《回顾一次写作：〈新诗发展概括〉的前前后后》，吴晓东、李国华等人文章）
发于2024.2.26总第1129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杂志标题：孙玉石：我思想，故我是蝴蝶
记者：宋春丹（songchundan@chinanews.com.cn）编辑：黄卫
运营编辑：马晓轶